事件：中央金融工作会议10月30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工作，分析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
一、前五次会议回顾：从整顿金融秩序，到防控金融风险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金融领域最高规格的会议，通常每五年一次，自1997年第一次会议以来已召开五次。会议在总结过去金融工作成效的同时，对下一阶段重大金融政策与金融改革提供指引，对未来五年金融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回顾前五次会议，由于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不同，会议的总基调也有所差异，但基本都围绕金融监管改革、金融体系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等三个主题展开（见表1）。
具体来看，前五次金融工作会议相关背景及重点内容：
（一）第一次（1997年11月）：整顿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是核心
内外压力交织，化解金融隐患迫在眉睫。外部环境方面，1997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部分亚洲国家金融体系遭受严重冲击，我国金融体系能否顶住外部冲击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内部环境方面，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企，抵御风险能力较弱，加上彼时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混乱等问题突出。在此背景下，首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于1997年11月召开，主题定调为整顿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并提出“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建立相适应的金融机构及监管体系。
围绕金融监管和国有行改革两条主线展开。金融监管方面，会后中央加快机构改革，1998年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加强党对金融机构的垂直领导；人民银行撤销原有省分行，改为九大区行，增强央行货币政策和监管的独立性；成立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人民银行负责银行业、信托业监管，强化分业监管。国有行改革着力于去除坏账，一方面借鉴国际经验，成立四大AMC，接收国有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中央财政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国有行资本金。此外，国有行还加快商业化步伐，取消对其贷款限额的控制，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
（二）第二次（2002年2月）：加强金融监管、推进国有行改革是重点
加入WTO，提升金融业竞争力势在必行。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于金融业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虽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金融机构有机会与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合作，但“承诺金融服务业在未来五年内分阶段全面对外开放”的压力，迫使中国金融机构必须尽快提升自身竞争力。在此背景下，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于2002年2月召开，会议定调为“加强金融监管、推进国有行改革”，强调“加强监管是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必须把银行办成现代金融企业”。
延续首次会议方向，完善金融监管和加快国有行改革仍是主线。金融监管方面，2003年撤销中央金融工委，成立银监会，我国“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框架初步形成。同时国有行改革进程加快，成立国有行改革领导小组，统筹部署改革方案；2003年成立中央汇金公司，为国有行注资，为股改和上市创造条件；2005-2006年，交行、建行、中行、工行先后完成股改上市。此外，农信社改革拉开帷幕，在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下，部分省市积极试点。
（三）第三次（2007年1月）：全面深化金融改革是基调
内外环境较为友好，“查漏补缺”必要性加强。与前两次会议相比，第三次会议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相对友好。从外部看，全球经济处于过热期，美国次贷危机尚未爆发。从内部看，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期，金融业呈现快速壮大之势。但金融领域仍有不少问题，如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结构不合理等。因此，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定调为“把金融改革发展推向新阶段，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工作重心强调“查漏补缺”，进一步完善金融改革。
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构建金融市场体系是主线。第二次会议后，四大行仅剩农行未完成股改，本次会议对农行股改模式给出了最终答案，推动农行于2010年完成上市；政策性银行按照“一行一策”原则推进改革，首先开启国开行的商业化运作；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加快，培育小额信贷组织。金融体系建设方面，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指引下，2009年创业板设立，开启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的第一步；同时债券市场获得了快速发展，债券品种扩容，中票、短融、公司债等应运而生。此外，面对快速攀升的外汇储备，2007年9月成立中投公司，专门从事外汇储备的投资管理工作。
（四）第四次（2012年1月）：强调创新与监管协调，开启金融自由化进程
首提化解地方债，强调金融服务实体要求。“四万亿”刺激计划出台后，留下风险隐患，地方债务问题开始冒头。叠加全球金融危机后，流动性宽松、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逐渐显现。在此背景下，第四次会议于2012年1月召开，首次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进行了较多论述，强调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同时首次提及化解地方债务，着重于“妥善处理存量债务”。2014年起地方政府预算管理逐渐规范化，2015年随着新预算法实施，地方政府开启债务置换，通过发行地方债置换非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债务。
但金融业整体仍处于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在会议提出“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与“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指引下，金融监管、金融制度、金融体系等进一步深化与完善。金融监管方面，初步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金融制度方面，央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正式出台存款保险制度。金融体系方面，在“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基调下，2014年首批5家民营银行开始试点，民营资本开始大展拳脚；同时在支持金融创新的理念下，以2012年券商创新大会为起点，中国开启了一轮金融自由化进程，一方面，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为主的持牌机构混业经营有所加剧，影子银行体系快速扩大；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发展推动了第三方支付、P2P、互联网理财等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涌现，进一步助推了金融体系的膨胀。
（五）第五次（2017年7月）：防风险重要性加强，进入强监管时代
宏观与金融环境变化，防风险、严监管重要性加强。与过去几次会议相比，第五次会议所面临的宏观与金融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稳步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供给侧改革，经济逐渐从“高增长”迈入“新常态”。金融业经过几年快速膨胀后，积聚了一定风险，“影子银行”问题日益突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矛盾凸显。在此背景下，第五次会议定调为“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强调要“回归本源”“强化监管”，开启了金融业强监管、严监管时代。
补齐监管短板与化解金融风险是主要任务。针对金融创新中存在的分业监管漏洞，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会后成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合并了银、保监会，并将过去地方政府的协调机构升级为实质性的监管机构（地方金融监管局），形成了“一委一行两会+地方监管局”的新金融监管格局。针对影子银行体系风险加剧的问题，2018年4月出台资管新规，统一资管产品监管标准、消除监管套利的同时，通过破刚兑、禁错配、除嵌套、去杠杆等手段，拆解了影子银行风险。
服务实体经济更强调直接融资的发展。前期间接融资获得大力发展后，此次会议明确将“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提出要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会后资本市场改革明显提速。2018年11月，科创板设立并试点注册制；2021年9月，北交所设立，直接融资呈现加快发展态势。
综上，从发展脉络看，第一次关键词是“重生”，解决银行业不良率高企问题为主，卸下历史包袱；第二次关键词是“升级”，通过加快国有银行股改上市提升竞争力，应对金融开放；第三次关键词是“查漏”，以农行上市为标志，四大行股改完成收官；第四次关键词是“创新”，影子银行体系快速发展，开启金融自由化浪潮；第五次关键词是“强监管”，堵监管漏洞，化解影子银行风险。
二、第六次会议背景：外部动荡变革，国内转型升级
国际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内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增强发展主动性的长久之策。金融体系亟待做出相应的适应性调整，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民族复兴伟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第六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正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一）从外部环境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一是世纪疫情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疫后2020-2022年全球GDP平均增长2.3%，预计2023、2024年分别增长3.0%、2.9%，均远低于过去20年（2000-2019年）3.8%的年均增速，全球经济动能趋弱（见图1）。
二是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导致全球金融脆弱性大幅提高。受地缘冲突动荡频发以及逆全球化、老龄化、技术进步放缓等中长期因素影响，全球通胀中枢抬升难以避免，高利率持续时间或超出预期，叠加全球正处于第四轮债务浪潮的高峰，全球债务违约风险明显增加，金融市场动荡风险加剧。
三是地缘经济割裂风险加剧。一方面，随着“东升西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调整，美国正强力推动世界政治阵营化，将芯片、高科技、swift金融机构等“武器化”，通过脱钩断链等极限施压方式，割裂世界基于市场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而导致世界经济运行成本上升、效率下降，拖累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放缓。另一方面，面对大国博弈竞争加剧，全球治理赤字明显上升，国际乱象层出不穷，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等局部动荡频发，全球粮食、能源等重要资源供应稳定性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环境的动荡。
（二）从国内环境看，我国正处于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
一是传统动能趋弱，稳增长压力加大。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人口结构老龄化、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宏观杠杆率高企、城镇化步伐放缓等硬约束，高度依赖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的房地产、基建等传统增长动能可能出现趋势性下降压力，在新动能快速发展但体量有限的背景下，稳增长压力加大。
二是疫后经济恢复低于潜在水平，短期需求不足可能演变为长期矛盾。2023年是我国遭遇三年疫情冲击后开启经济恢复的第一年，预计GDP同比增长5.3%左右，由于去年增速只有3.0%，扣除低基数的影响，两年平均增速约为4.1%，仍处于潜在增速水平下方。其中，微观主体预期不稳和信心不足，导致国内需求不足是重要原因。当前需防范弱预期导致弱效果、弱效果进一步强化弱预期负反馈循环的形成，避免短期需求不足问题长期化，保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打破上述循环的关键抓手和突破口。
三是新动能面临脱钩断链和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的双重制约，培育壮大尚需时日。从存量看，近年来我国“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提升，2022年达到17.4%（见图2），但新动能绝对规模仍偏低，短期难以弥补传统动能下滑带来的冲击。从增量看，面对外部技术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的情况下，新动能的培育壮大难以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和试错过程。
（三）从国内风险看，我国金融风险仍处于易发高发期
一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亟待化解。据测算，2022年末包括融资平台有息债务在内的广义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达到约90万亿元，是地方综合财力的318%，大幅高于120%的国际警戒（见图3），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明显偏重。同时受经济下行、房地产市场低迷、债务迎来到期高峰等因素影响，地方政府债务偿付压力增加，地方化债实属必要。
二是房地产风险化解压力加大。房地产对经济增长、就业、财税收入、居民财富、金融稳定都具有重大影响。2023年前三季度国内房地产销售面积较同期高点下降近四成，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导致房企三个现金流渠道——销售回款、上下游建筑施工企业垫资、企业融资均处于紧张甚至断裂状态（见图4），房企违约风险或进一步暴露，且容易向财政风险、金融机构风险转化，需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
三是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隐患增加。一方面，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犹存、房企违约风险增加、城投偿债负担加重的背景下，中小金融机构受限于经营区域以及自身业务定位，资产质量劣变风险上升。另一方面，受国有大行业务下沉“掐尖”、银行净息差大幅收窄等因素影响，中小银行造血能力下降，其通过利润消化不良资产处置损失的能力趋弱。
（四）金融亟待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经济强国建设离不开金融强国的支撑与助力，需要金融的高质量发展。但当前国内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二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三是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四是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因此，本次会议紧扣四大问题，开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药方，以“加强党的全面统一领导、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三条路径，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三、第六次会议要点：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一）定位和目标：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而“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自然离不开金融的高质量服务。但目前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因此“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自然成为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路上的新任务和新使命。“金融高质量发展”不仅成为第六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关键词，也为今后金融工作提供了的精准前瞻性定位。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同样，现代化强国也离不开金融强国的支撑和助力，本次会议历史性地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凸显了金融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和地位。为实现金融强国目标，会议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做出了清晰明确的安排：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二是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三是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四是以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为重要支撑；五是以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为重点。
（二）工作重点一：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
1、货币政策：始终保持稳健，把握信贷供需新特点
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首先要“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根据会议内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关键要把握好以下两点：
一是总基调方面，未来几年货币政策都将保持稳健，呈现出“量稳价降”特征。会议明确提出“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表明今后几年货币政策大概率不会大起大落，重点致力于为经济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在经济结构调整期和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的背景下，货币政策既要满足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防止总需求过快下滑，也要避免过度宽松，加大金融风险，固化结构扭曲，阻碍转型升级进程。具体看，量的方面，预计将持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价格方面，面对经济增长压力加大的宏观环境，会议明确提出“保持融资成本持续下降”，意味着未来政策利率下调空间犹存，将带动贷款利率、存款利率中枢水平持续下降（见图5）。
二是调结构方面，坚持“慢破快立”，把握好房地产等传统信贷需求趋势性转弱新特点。随着城镇化进程边际趋缓和房地产长周期趋势演变，当前国内信贷供需最突出的特点，是过去量级较大的基建、房地产等传统贷款需求趋势性减弱，而新动能贷款体量相对较小，难以弥补信贷总量需求不足的缺口，因此会议提出“准确把握货币信贷供需规律和新特点，加强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预计未来货币供应将把握好传统动能和新动能信贷需求变化新特点，坚持“破立并举、慢破快立”，一方面满足传统动能的合理融资需求，避免其过快下降（见图6），影响信贷总量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抓紧有利时间窗口“快立”，合理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更多资源进入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新动能的培育壮大。
2、资金供给：优化资金投向，做好五篇大文章
为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反复强调资金投向，并明确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对此，有两点理解：
一是五篇大文章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逻辑和方向一致。本次会议提出“优化资金供给结构”、“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是第一动力、协调是内生特点、绿色为普遍形态、开放为必由之路、共享为根本目的”的内涵要求相一致，反映出金融资源向高质量发展领域倾斜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二是做好五篇大文章需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当前我国金融供给仍以银行信贷为主，要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作用，引导更多资金流向五大高质量发展领域，不断优化信贷结构。因此会议提出“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预计结构性货币政策将有增有减，聚焦重点领域合理适度使用。另一方面，直接融资与新动能领域的融资需求更加适配。国际经验显示，以直接融资为主导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往往能够抢占先机，转型过程更为平稳顺畅。因此做好五篇大文章离不开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以及直接融资的蓬勃发展。预计聚焦于五篇大文章的金融业务有望迎来快速增长（见图6），尤其是此前较少强调的养老、数字金融领域，金融机构将加大对上述领域的业务布局。
3、存量资源：加快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